比较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肾移植受者中分别应用IL-2受体拮抗剂(IL-2Ra)或抗胸腺细胞球蛋白(ATG)进行免疫诱导治疗的早期临床疗效，探讨DCD肾移植中如何选择合理的免疫抑制方案。

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16年4月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器官移植科完成的110例DCD供肾肾移植受者资料。其中应用IL-2Ra进行免疫诱导82例(IL-2Ra组)，应用ATG进行免疫诱导28例(ATG组)，所有受者均采用他克莫司＋吗替麦考酚酯＋糖皮质激素三联免疫抑制方案。两组受者术前及术后各时间点血清肌酐比较采用t检验。两组受者术后DGF、肺部感染、急性排斥反应(AR)发生情况以及移植肾/受者存活情况比较采用卡方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L-2Ra组和ATG组受者DGF发生率分别20.7%、42.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5.263，P<0.05)，两组受者肺部感染、AR发生情况以及移植肾/受者存活比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IL-2Ra组和ATG组肾移植受者术前及术后第90天血清肌酐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术后第1、2、4、7、14、21、30、60天血清肌酐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

IL-2Ra和ATG都能有效预防肾移植受者术后AR的发生，需综合考虑供、受者情况选择合适的免疫诱导药物。

总结并分析4例存活时间在16年以上的心脏移植受者免疫抑制治疗经验。

回顾性分析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外科1992年4月至2000年1月施行的4例原位心脏移植临床资料，重点分析受者免疫抑制治疗经过。4例供者均为脑死亡器官捐献，供心采用改良St. Thomas液保存。1例受者原发病为慢性克山病，3例为扩张性心肌病。3例受者采用标准法心脏移植，1例采用全心法心脏移植。术后均采用环孢素＋糖皮质激素＋硫唑嘌呤三联免疫抑制方案，免疫维持治疗单用环孢素。随访期间监测环孢素血药浓度、外周血白细胞计数及淋巴细胞功能，行心电图、X线胸片、超声心动图、冠状动脉造影、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CT)及心内膜下心肌活检等检查。若受者出现排斥反应则采用冲击治疗或改用其他免疫抑制剂。

截至2016年6月，3例受者存活，1例受者死亡。3例存活受者存活时间分别为22年4个月、20年7个月和16年5个月，1例死亡受者术后18年6个月死于多器官功能衰竭。4例受者术后10年内分别发生排斥反应1～6次，采用冲击治疗后均恢复。3例存活受者术后第10年环孢素剂量调整为0.5～1.0 mg·kg^－1·d^－1。4例受者术后10年内冠状动脉造影检查均未发现冠状动脉血管病变。2009年5月，3例存活受者冠状动脉造影和OCT检查示1例受者冠状动脉仅见斑块浸润，自觉症状良好，该受者2015年5月冠状动脉造影及OCT检查结果示冠状动脉多处狭窄，遂行支架治疗，其余2例受者检查结果均正常。

心脏移植术后及时、准确地诊断排斥反应，合理、正确地调整免疫抑制治疗方案，个体化免疫治疗用药和积极、有效控制并发症是受者长期存活的重要手段。

总结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发展概况、影响潜在DCD供者捐献因素及体外膜肺氧合(ECMO)技术应用的单中心经验。

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至2015年12月广州军区总医院器官获取组织(OPO)服务范围内所有DCD供者资料。总结我院DCD例数、年均增长率、每百万人口器官捐献率、DCD来源供肝丢弃情况、中国Ⅰ、Ⅱ、Ⅲ类捐献比例、我院OPO服务范围内潜在DCD供者捐献影响因素及ECMO在DCD中的应用情况。同时查阅同一时期中国及广东省DCD数据。我院与全国中国Ⅰ类供者比例、我院和广东省DCD例数年均增长率比较分别采用卡方检验和Man-Whitney U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010年1月至2015年12月，我院共实现241例DCD，中国Ⅰ、Ⅱ、Ⅲ类捐献比例分别为29.9%(72/241)、26.6%(64/241)、43.5%(105/241)。我院中国Ⅰ类捐献比例(29.9%)高于全国水平(13%)(χ²＝55.381，P<0.05)。241例DCD共获取供肝234例，因供肝因素放弃移植26例，丢弃率为11.1%(26/234)，影响供肝丢弃主要因素为冷/热缺血时间过长、供肝肝硬化、灌注不良、肝功能异常和挫裂伤。期间，我院和广东省DCD例数年均增长率分别为67.78%和104.50%(U＝11.0，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我院和广东省每百万人口(PMP)器官捐献率分别从0.407、0.144 PMP升高至3.948、4.145 PMP。同期我院OPO服务范围内医院上报潜在DCD供者778例，捐献转化率为31.0%(241/778)。影响潜在DCD供者捐献的因素主要包括家属及社会因素、供者自身病情及医患关系。2010年1月至2015年12月，我院共完成145例ECMO辅助下DCD器官获取，其中中国Ⅰ、Ⅱ、Ⅲ类捐献供器官中应用率分别为58.3%(42/72)、62.5%(40/64)和60.0%(63/105)。

提高公众对器官捐献的关注度和接受度，合理应用器官保存技术，将有助于推动DCD肝移植发展。

抗体介导排斥反应(AMR)已经成为导致移植物丢失的主要原因。C4d在管周毛细血管(PTC)部位沉积是肾移植体液免疫活跃的标志，单纯C4d阳性不能确诊为AMR，当临床上出现循环供者特异性抗体(DSA)、病理特征和/或移植肾功能不全时必须考虑AMR。C4d和DSA检测阳性与移植物存活率下降密切相关，特别是在检测时就出现移植物功能不全者。本文主要围绕C4d和DSA检测在肾移植AMR中的应用研究作一综述。

肺移植已经成为终末期良性肺部疾病的重要治疗方法。随着手术技术、围手术期管理及免疫抑制治疗的发展，肺移植后早期生存率明显提高，但长期生存率却无显著改善。闭塞性细支气管炎(OB)是影响肺移植后长期生存的主要因素。基于动物模型的研究对于我们探索OB发生的病理机制以及研发新的防治措施都是必不可少的。目前，已经建立了许多用于OB研究的动物模型。本文对目前用于OB研究的各种动物模型的优缺点展开综述，期望帮助研究人员选择合适的动物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