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源化基因编辑猪-非人灵长类动物(NHPs)异种心脏腹腔异位移植实验中应用新型抗CD40单克隆抗体(anti-CD40)联合以他克莫司为主的免疫抑制方案，评价人源化基因修饰猪的基因编辑类型和免疫抑制方案的优化策略。

以雄性基因编辑(GTKO/hCD39/hCD55/hTBM)小型Bama猪为供体，以雄性食蟹猴为受体，构建人源化基因修饰猪-猴异种心脏腹腔异位移植模型。围术期采用anti-CD40联合吗替麦考酚酯、他克莫司、甲泼尼龙、抗CD20单克隆抗体以及抗胸腺细胞球蛋白等组成的新型免疫抑制方案，采用体外遥感心电监测设备实时监测移植心脏电信号活动情况。主要观察指标为血流重建后移植心脏冠状动脉血流、功能、心电信号变化、心肌酶变化以及受体免疫抑制状态和存活时间；次要目标为监测受体生理指标，包括血常规、肝肾功能、血清蛋白和电解质，并依据结果调整生命支持治疗方案。终末实验后留取移植心脏标本，采用HE染色及电镜观察移植心脏病理变化。

移植心脏血流重建后，器官颜色红润、质地柔软，恢复自主心律，心肌收缩有力。术后1周受体恢复良好，移植心脏冠状动脉灌注情况良好，心脏超声提示心肌收缩功能良好。受体血液学检查结果提示血清肌酸激酶及乳酸脱氢酶水平均一过性轻度升高，至术后第6天逐渐接近正常水平。术后1周受体血红蛋白、电解质和肝肾功能等指标均明显好转，一般状况好转。心脏移植后2周，心脏超声提示心肌肥厚明显。术后第20天，移植心脏心率由120~140次/分下降至50~80次/分，复查心脏超声提示吻合口血流通畅、冠状动脉灌注良好，心肌收缩乏力。考虑移植心脏功能明显减弱，终止实验后取出移植心脏，HE染色见心肌纤维增生、局部心肌细胞纤维化、间质水肿和极少量单核细胞浸润。电镜下可见心肌原纤维扭曲、肌间隙增宽，粗面内质网、线粒体和心肌肌丝结构破坏及心肌细胞线粒体囊性结构破坏。

成功建立人源化基因编辑猪-NHPs的异种心脏腹腔异位移植模型，应用新型anti-CD40联合他克莫司为主的免疫抑制方案，抑制了超急性排斥反应，延缓了急性排斥反应的发生，实现异种移植器官的较长时间存活。

评估HCV阳性供肾移植给HCV阴性受者并接受索磷布韦(SOF)/维帕他韦(VEL)抗病毒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观察移植肾功能及受者预后情况。

回顾性分析2019年10月至2021年10月树兰(杭州)医院行肾移植的供受者临床资料，根据是否接受HCV阳性供肾移植将受者分为HCV组(n＝30)和对照组(n＝330)。HCV组受者术后接受SOF/VEL(400/100 mg，1次/d)治疗12周。观察HCV组完成抗病毒治疗后12周HCV RNA阴性受者比例，分析HCV感染或抗病毒治疗相关不良事件。比较两组受者不同时间点血清肌酐、ALT和AST，观察两组受者移植肾功能恢复和生存情况。正态分布计量资料采用成组t检验比较，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计数资料采用χ²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比较。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两组受者生存曲线，并采用log-rank检验比较生存率。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CV组受者中6例(20.0%)术后检测到HCV RNA，治疗4周后均转阴。在完成抗病毒治疗后12周，HCV组30例(100%)受者均达到SVR，8例(26.7%)受者抗-HCV阳性。HCV组受者均未发生急性排斥反应。1例受者移植肾失功，1例在术后3个月时出现一过性转氨酶升高，6例术后出现白细胞减少，3例发生出血，13例检测到尿多瘤病毒阳性，7例检测到CMV-IgM阳性，1例考虑耶氏肺孢子菌肺炎。上述不良事件均无明确证据表明与HCV感染或抗病毒治疗有关。术后1个月HCV组受者ALT低于对照组[12.0(10.0，18.3)和16.0(11.0，25.0) U/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096，P<0.05)。术后1、3个月HCV组受者AST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3.833和－2.758，P均<0.05)。其余时间点两组受者血清肌酐、ALT和AST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截至2022年10月，HCV组受者均存活，对照组死亡4例(1.2%)，两组受者死亡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HCV组和对照组受者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发生率分别为43.3%(13/30)和36.4%(120/330)，移植肾失功发生率分别为3.3%(1/30)和5.8%(19/330)，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²＝0.573和0.019，P均>0.05)。HCV组受者术后1、2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100%、100%，移植物存活率分别为96.7%、96.7%；对照组受者术后1、2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98.8%、98.8%，移植物存活率分别为94.2%、94.2%。两组受者术后2年累积生存率及术后2年移植物存活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²＝0.371和0.333，P均>0.05)。

HCV阳性供肾移植给HCV阴性受者并接受SOF/VEL抗病毒治疗安全、有效，移植肾功能及受者预后均良好。

探讨髓源性抑制细胞(MDSC)对小鼠肾脏缺血再灌注损伤(IRI)的作用及其可能机制。

15只雄性C57BL/6小鼠分为假手术组、IRI组、IRI＋MDSC组，每组5只。所有小鼠采取背部双侧切口，切除左肾。假手术组小鼠暴露右肾50 min后缝合，IRI组夹闭右侧肾蒂50 min后开放灌注，IRI＋MDSC组于开放灌注1 h内经尾静脉输注使用C57BL/6小鼠骨髓细胞诱导的MDSC。恢复灌注后24h，留取小鼠血液及肾脏和脾脏组织标本，观察肾组织病理变化，检测血尿素氮和肌酐水平。ELISA检测血清中细胞因子TNF-α、IFN-γ、IL-6和IL-10水平。流式细胞术检测脾脏中T细胞活化。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数据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

与IRI组相比，IRI＋MDSC组小鼠肾功能明显改善，血尿素氮和血清肌酐水平均低于IRI组([(29.6±3.1)和(34.1±1.4)mmol/L，(105±13)和(176±20)μmol/L，P均<0.05]。IRI＋MDSC组肾小管上皮细胞坏死程度、范围及炎性细胞浸润程度较IRI组减轻，Paller评分优于IRI组[(55.0±3.0)和(40.6±6.7)分，P<0.05)]。IRI＋MDSC组血清中促炎性细胞因子水平均低于IRI组(P均<0.05)，TNF-α分别为(452±55)和(605±73)pg/mL，IFN-γ分别为(405±101)和(576±76)pg/mL，IL-6分别为(459±37)和(863±20)pg/mL；而具有抗炎作用的细胞因子IL-10水平则高于IRI组，分别为(1519±244)和(926±66)pg/mL。同时，IRI＋MDSC组小鼠脾脏中活化的CD4^＋T细胞和CD8^＋T细胞水平均低于IRI组，分别为(15.6±1.3)%和(20.2±1.4)%、(31.8±1.8)%和(40.4±2.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

体外诱导MDSC可通过抑制IRI后机体的炎症反应，减轻肾损伤。

分析我国肝移植受者移植后免疫抑制剂使用特征和药费情况。

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21年12月全国9个城市95家医疗机构的肝移植门诊处方数据，包括三级医院87家，二级医院7家，一级医院1家。纳入诊断含肝移植术后且含≥1种免疫抑制剂的门诊处方。样本抽取采用二阶段抽样方法。按门诊患者人次统计处方数据，若患者单次就诊处方数大于1张，计1人次；若同一患者就诊2次或以上，按就诊次数计算人次。提取肝移植免疫抑制剂处方中年龄、性别以及处方费用及人次等信息，分析免疫抑制剂使用特征和变化趋势。

共计调取肝移植门诊处方106 428人次，其中上海最多，占总人次37.90%(40 339)。2017至2021年肝移植受者各年份年龄分布情况基本一致，46～60岁患者占比最多；各年份性别构成也基本一致。共获得112 137人次的肝移植门诊报销数据。2017至2021年不同报销类型占比基本稳定不变，大部分为医保和自费，占比分别为58.21%(65 274/112 137)和24.60%(27 587/112 137)。2017至2021年期间肝移植门诊处方总人次呈上升趋势，2018至2020年免疫抑制剂次均药费逐年增长，免疫抑制剂药费在处方药费总额中的占比呈上升趋势。含有具体免疫抑制方案的肝移植门诊处方共53 084人次，以他克莫司为基础的免疫抑制方案药费占比较高，他克莫司联合霉酚酸类药费在所有免疫抑制方案中最高；在以环孢素为基础的免疫抑制方案中，环孢素联合霉酚酸类药费最高。在使用人次排序前5位的免疫抑制方案中，有4种免疫抑制方案以他克莫司为基础。他克莫司单药治疗最常使用，他克莫司联合霉酚酸类方案居第2位；在三联方案中，他克莫司联合霉酚酸类和糖皮质激素方案使用人次最多；以环孢素为基础的免疫抑制方案使用人数较少。

2017至2021年随着国内肝移植手术人数增加，免疫抑制剂的药费总额呈上升趋势。他克莫司单药以及联合霉酚酸类的免疫抑制方案为肝移植术后主要免疫抑制维持方案。

探究体外膜肺氧合(ECMO)循环辅助在心脏移植前桥接治疗中的作用及临床结局。

回顾性分析2019年3月至2022年8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接受心脏移植的96例受者临床资料，根据术前是否接受ECMO循环辅助，将其分为ECMO组(n＝33)和非ECMO组(n＝63)。呈正态分布计量资料采用成组t检验进行比较，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比较，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进行比较。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并采用log-rank检验进行比较。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CMO组受者术前ECMO辅助时间为9.29(3.23，20.81)d，其中6例术前行房间隔造瘘。ECMO组和非ECMO组受者等待移植时间、C反应蛋白、极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尿酸、AST、ALT、总胆红素、心肺复苏史、起搏器植入情况、既往心脏手术史及心脏原发病情况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438.50、1 564.00、900.00、109.00、1 583.50和1 556.50, t＝2.28和1 157.50, χ²＝32.29、6.10、9.87和18.24，P均<0.05)。两组受者冷缺血时间、体外循环时间、阻断时间、术中红细胞输注量、术中血浆输注量、ICU住院时间、机械通气时间和术后ECMO使用情况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1 405.5、1 235.5、1 437.5、1 192.5、981.0、1 567.5和1 587.0, χ²＝28.46，P均<0.05)。ECMO组中19例(57.6%)受者术后继续行ECMO循环辅助，比例高于非ECMO组[5例(7.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28.46，P<0.05)。ECMO组术后30 d内5例(15.2%)受者死亡，非ECMO组2例(3.2%)受者死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4.595，P<0.05)。ECMO组7例(21.2%)受者发生院内死亡，非ECMO组4例(6.3%)受者发生院内死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4.715，P<0.05)。ECMO组术后1年内10例(30.3%)受者死亡，非ECMO组7例(11.1%)死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5.474，P<0.05)。ECMO组与非ECMO组受者累积生存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4.650，P<0.05)。若剔除术后30 d内死亡受者，两组受者术后累积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1.140，P>0.05)。

ECMO桥接心脏移植受者总体预后虽劣于无移植前桥接受者，但通过加强围术期的评估、管理和个体化治疗，可进一步提高ECMO桥接心脏移植受者远期预后。

分析器官捐献者转介时的临床特征变化，为器官捐献者临床管理策略的优化提供依据。

回顾性分析2016至2019年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器官获取组织完成的218例器官捐献者临床资料。比较不同年份器官捐献者转介时留置静脉管路情况、病原体携带情况，以及血红蛋白、血白蛋白和血钠等内环境指标，采用血管活性药物评分(VIS)评估捐献者血管活性药物使用情况。比较转介时留置不同静脉管路的器官捐献者VIS。

218例器官捐献者中，男性185例，女性33例，平均年龄(42±15)岁。2016至2019年分别完成35、48、50和85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不同年份器官捐献者性别、年龄和血型等构成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218例器官捐献者转介时均留置静脉管路并不同程度地使用血管活性药物，留置上腔静脉导管、下腔静脉导管和外周静脉导管的捐献者分别为149、29和40例。2016至2019年上腔静脉导管使用率分别为48.6%、68.8%、58.0%和82.4%，VIS分别为(74±49)、(51±43)、(65±57)和(49±44)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F＝29.65、2.90，P均<0.05)。上腔静脉导管组VIS为(34±27)分，低于下腔静脉导管组和外周静脉导管组[(110±50)和(105±45)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器官捐献者转介时痰液标本病原体培养阳性率最高，不同年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62.52，P<0.05)。器官捐献者转介时血红蛋白、血白蛋白和血钠均处于异常水平，不同年份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器官捐献者转介前的临床管理仍需继续完善，除电解质紊乱、贫血和低蛋白血症外，静脉通道的选择和感染防控需得到更多关注。

总结分析肝移植术后早期人类微小病毒B19(HPV-B19)宏基因组二代测序(mNGS)筛查阳性受者HPV-B19感染特点及临床诊疗经验。

回顾性分析2021年6月至2022年2月于江西省人民医院器官移植科接受肝移植且术后早期(术后第5~10天)mNGS检测HPV-B19阳性的21例受者临床资料，21例受者同期完善定量聚合酶链反应(qPCR)检测，当HPV-B19 DNA>1×10³拷贝/mL时则为qPCR检测阳性。对21例受者检测结果、感染情况、发病特点和诊疗方法等进行总结分析。正态分布计量资料采用配对t检验进行比较，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进行比较，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1例受者均抽取静脉血行mNGS检测，其中3例因术后存在肺部感染，另行支气管镜检查取肺泡灌洗液标本进行mNGS检测，余18例留取深部痰标本行mNGS检测。21例受者中7例qPCR检测阳性，占33.3%。21例受者在接受干预性治疗前均有不同程度的贫血表现，期间血红蛋白最低值为(75±11)g/L。21例受者中20例mNGS检测阳性后即予降低免疫抑制强度处理，余1例未调整免疫抑制方案，仅作观察处理。21例受者中9例移植后血红蛋白水平持续下降，予输血治疗；9例受者中4例除予输注红细胞悬液外，还给予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IVIG)治疗。21例受者治疗前CD4⁺/CD8⁺ T细胞为(1.12±0.47)，治疗后1个月为(1.51±0.7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106，P<0.05)；治疗前CD4⁺和CD8⁺ T细胞计数分别为(236±130)个/μL和(212±98)个/μL，治疗后1个月分别为(284±252)个/μL和(174±108)个/μL，前后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0.779和1.182，P均>0.05)。21例受者术后1、3个月血红蛋白水平分别为(108±15)g/L和(130±15)g/L；术后3个月HPV-B19 DNA qPCR复查均为阴性。随访至2022年5月，所有肝移植受者贫血症状均得到改善，不需要输注红细胞悬液或IVIG治疗。

对于肝移植术后mNGS早期筛查HPV-B19阳性受者，通过予降低免疫抑制强度为主的治疗方案，大部分受者贫血症状可得到有效控制；对于持续性贫血受者采用降低免疫抑制强度联合输血的治疗方案，效果不佳时予小剂量IVIG治疗效果好；对于qPCR检测阳性的肝移植受者，单纯降低免疫抑制强度治疗效果不佳。

探讨儿童肝移植受者出院后服药依从性的现状及影响因素。

选取2010年1月至2020年1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行肝移植手术、并保持门诊随访的1 177例儿童受者及家属，调查儿童受者一般人口学资料和临床诊疗资料，采用Basel免疫抑制药物依从性评估量表评估服药依从性情况，分析影响其服药依从性的相关因素。计数资料采用构成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单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将P<0.10的因素纳入多因素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本研究共发出研究问卷1 177份，回收有效问卷1 127份，有效回收率95.8%。1 127例儿童受者中，共有637例(56.5%)保持良好的服药依从性。移植后0~2、3~4、5~10和>10年的受者分别为668、290、159和10例，总体依从性良好的受者比例分别为63.9%(427/668)、50.3%(146/290)、39.0%(62/159)和20.0%(2/1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44.695，P<0.05)。提示服药不依从的各条目中，过去1个月提前或推迟2 h及以上服药的发生率最高(30.0%)，其次是过去1个月漏服1次(15.9%)，过去1个月不按医嘱剂量服药发生率最低(4.0%)。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6岁(OR＝0.665，95%CI：0.477~0.928)、术后时间≥3年(OR＝0.542，95%CI：0.417~0.704)、未定期复诊(OR＝0.460，95%CI：0.216~0.979)的儿童肝移植受者免疫抑制剂服药依从性更差，主要照顾者受教育程度大专及本科或以上的儿童肝移植受者免疫抑制剂服药依从性更好(OR＝1.444，95%CI：1.122~1.859)。

儿童肝移植受者服药依从性随着术后时间的延长有逐渐下降的趋势，可能与受者年龄、家属对于疾病的认识和药物的了解等多种因素相关，应提升家属认知水平，加强对儿童受者行为的管理，降低术后服药不依从的发生率。

为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肝移植等待期构建多模式预康复优化项目，探讨其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效果。

选取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移植中心2021年1月至10月等待行原位肝移植的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为研究对象，以主要结局指标6分钟步行距离(6MWD)进行样本量估算，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干预组48例患者接受为期4周的术前多模式预康复优化项目，包括运动训练、营养支持与心理护理。对照组45例患者接受肝移植等待期患者的术前常规护理方案。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或χ²检验比较两组患者性别、手术年龄、营养风险筛查2002(NRS 2002)量表评分、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和术后住院时间，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干预前、肝移植术前1 d及术后30 d两组患者6MWD、血清营养学指标(白蛋白和前白蛋白)及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ADS)评分。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两组患者性别、手术年龄、NRS 2002量表评分和MELD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²/t＝0.022、0.389、0.194和－1.521，P均>0.05)。干预组和对照组患者术后住院时间分别为(12.7±1.1)、(17.3±2.3)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2.372，P<0.05)。干预组和对照组患者干预前6MWD、白蛋白、前白蛋白和HADS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0.982、1.751、－1.124和－1.471，P均>0.05)。肝移植术前1 d，干预组患者6MWD、白蛋白、前白蛋白和HADS评分分别为(580±6)m、(40.01±4.32)g/L、(310.05±14.61)g/L和(6.4±1.2)分，均优于对照组(562±7)m、(35.53±3.41)g/L、(278.79±9.29)g/L和(11.3±1.8)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13.502、5.527、12.388和－15.415，P均<0.05)。肝移植术后30 d，干预组患者6MWD、白蛋白、前白蛋白和HADS分别为(556±5)m、(35.37±4.99)g/L、(279.56±14.01)g/L和(6.8±1.2)分，均优于对照组(536±7)m、(31.90±4.75)g/L、(244.43±11.92)g/L和(11.4±1.8)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15.122、3.424、12.982和－14.345，P均<0.05)。

对乙型肝炎肝硬化肝移植等待期患者开展多模式预康复优化项目，可有效改善其围手术期活动能力、焦虑抑郁及营养状况，缩短术后住院时间，促进术后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