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移植是终末期器官衰竭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术后用药管理水平直接影响其长期疗效。实体器官移植受者术后用药错误与药物相关问题发生率高，可显著增加急性排斥反应风险，降低移植物存活率。移植临床药师在促进合理用药、改善受者预后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实体器官移植药学服务尚处于起步阶段，缺乏统一的服务标准与实践指南。为此，我们组织全国器官移植领域医药学专家，基于国际最新进展与循证证据，通过改良德尔菲法广泛征集意见，制订《中国实体器官移植受者药学服务专家共识》。本共识围绕移植前、围手术期及移植后全流程，提出12条推荐意见，旨在系统构建规范化、标准化的药学服务模式，为临床药师与移植医师提供实践指导，最终提升我国实体器官移植受者的长期生存质量和移植物存活率。

遗体器官捐献的普及有效改善了供肾短缺的现状，但是供需比的矛盾依然突出，在供肾短缺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合理使用肾脏，保障肾脏的充分利用，同时保障肾移植早期成功及移植肾和移植受者的长期存活是肾移植领域面临的难题。供肾的评估涉及多个维度，包括供者年龄、体质指数、高血压、糖尿病、肿瘤、感染、传染病、影像学、肾功能、病理学、热/冷缺血时间、机械灌注等多项参数。本共识旨在帮助临床医师对遗体捐献供肾进行移植前评估，优化供受者匹配，最大化提高供肾使用率和移植成功率，并改善受者长期预后。

肝癌肝移植术后复发转移是影响患者长期生存的主要挑战。为此，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联合相关领域专家，基于循证医学证据和GRADE系统推荐分级，经深入论证，制订《肝癌肝移植术后防治复发转移中国专家共识(2025版)》，旨在为中国肝移植临床实践提供科学指导。本共识强调个性化方案的重要性，提出通过优化免疫抑制策略和多种辅助治疗手段降低复发风险，比较外科治疗、局部治疗及系统治疗的适应证及潜在风险；同时，系统梳理肝癌肝移植术后复发转移高危人群的识别、预测指标、新型生物标志物、预测模型、预防策略、监测方案、诊断方法和治疗路径等内容，以期提升患者术后生存率并改善生活质量。

肝脏具有强大再生能力，但在某些情况下，如肝纤维化、肝硬化或急性肝损伤，肝脏的自我修复能力受到抑制，导致疾病进展。间充质干细胞(MSCs)以其独特的生物学特性，在疾病治疗和再生医学中展现出重要的潜力，但其有肿瘤发生、移植排斥反应等风险。MSCs来源外泌体(MSC-Exos)具有与其相当的功能，且更安全，作为一种新的无细胞疗法，为疾病诊疗提供了新方向。MSC-Exos可通过调控自噬和炎症反应、抗氧化应激、抗肝细胞凋亡及促进血管再生等机制有效促进肝再生。本文主要对MSC-Exos特性及其对肝再生的可能作用机制进行综述，以期促进MSC-Exos在肝再生领域的应用。

排斥反应是肝移植术后常见并发症，发生率为15%~25%，严重影响移植肝功能与受者生存。巴利昔单抗是一种针对白介素-2受体的人-鼠嵌合型单克隆抗体，常用于肝移植围手术期的免疫诱导与个体化减毒方案，以降低急性排斥反应风险并提高用药安全性。为规范和指导巴利昔单抗在肝移植受者中的应用，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肝移植学组和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组织全国移植专家，结合国内外相关文献、循证医学证据和我国临床实践经验，制订《中国肝移植受者巴利昔单抗临床应用指南(2025版)》。该指南重点阐述巴利昔单抗的作用机制、临床应用场景、药物使用注意事项等方面，为我国巴利昔单抗在肝移植受者中的应用提供科学的指导和参考。

脊髓损伤是一种严重的中枢神经系统创伤性病变，患者表现为损伤平面以下感觉、运动及自主神经功能障碍。神经干细胞(NSCs)具有强大的自我更新能力、多向分化潜能以及独特的微环境调节功能。本文重点围绕NSCs移植治疗脊髓损伤的作用机制进行综述。研究表明，NSCs不仅可分化成神经细胞，更可通过复杂的细胞间相互作用和微环境调控机制，在神经保护、轴突再生和神经环路重建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NSCs移植治疗脊髓损伤仍面临移植细胞存活率低、定向分化效率不足和胶质瘢痕阻碍等挑战。未来可结合基因技术并运用生物材料，提升细胞存活能力以及改善受损微环境，从而推动NSCs移植治疗脊髓损伤的研究从基础走向临床，为脊髓损伤患者带来新的希望。

系统分析国内外异种肝移植(XLT)相关研究文献，深入探讨该领域的热点问题。

利用CiteSpace软件对2012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期间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库中收录的XLT主题文献进行详尽的可视化分析。分析维度包括文献年发表量、发文作者、发文国家/地区、发文机构及关键词等。

本次分析共纳入XLT主题英文文献283篇、中文文献38篇。在此期间，中文文献发文量总体平稳，英文文献发表整体呈下降态势。中文文献发文量排名前三位的作者依次是陶开山(11篇)、窦科峰(10篇)和李霄(10篇)；英文文献发文量排名前三位的作者依次是Ayares David(13篇)、Burlak Christopher(11篇)、和A Joseph Tector(9篇)。中文文献发文量排名前三位的机构依次是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9篇)、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8篇)和中国农业科学院(4篇)；英文文献发文量排名前三位的机构依次是美国哈佛大学(24篇)、美国麻省总医院(17篇)和西班牙阿里沙卡圣母大学临床医院(17篇)。国内外相关核心作者、核心机构之间的研究合作有进一步挖掘的潜力。共计37个国家和地区参与了XLT研究，文献发文量排名前三位的国家依次为美国(77篇)、中国(70篇)和韩国(32篇)。关键词主题聚类分析揭示，国内外XLT领域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炎症、细胞治疗、实验模型、公众态度、免疫微环境调控、生物医学工程和临床应用7个主题群。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分析显示，国内外研究中免疫排斥、炎症、动物模型、细胞治疗和态度的相关研究成为热点方向，各研究热点之间紧密关联。

XLT研究意义重大，未来通过加强国内外作者合作、政策鼓励和资金分配倾斜等手段，有望进一步促进该领域的发展。

探讨快速荧光染色在肺移植术后感染患者中的应用价值。

回顾性分析2021年9月至2024年7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接受肺移植术后发生感染的19例患者资料。共计69例次呼吸道样本，每个样本同时进行微生物培养和快速荧光染色(包括组织细胞荧光染色和真菌荧光染色)，分析病原菌检出和分布情况，对快速荧光染色结果进行形态观察；并以微生物培养结果为对照，评价快速荧光染色法检出率、符合率、灵敏度和特异度。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比较。绘制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评价快速荧光染色对肺移植术后感染的诊断价值。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69例次呼吸道样本微生物培养共检出病原菌80株，杆菌、球菌和真菌分别为44株(55.0%)、11株(13.8%)和25株(31.2%)。组织细胞荧光染色检测阳性率为82.6%(57/69)，与细菌培养阳性率(85.5%)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0.460，P>0.05)；以细菌培养结果作为对照，组织细胞荧光染色检出细菌的符合率、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5.5%、89.8%和60.0%。真菌荧光染色检测阳性率为39.1%(27/69)，与真菌培养阳性率(43.5%)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0.612，P>0.05)；以真菌培养结果作为对照，真菌荧光染色检测真菌的符合率、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1.2%、73.3%和87.2%。组织细胞荧光染色诊断细菌感染和真菌荧光染色诊断真菌感染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49(P<0.05，95% CI: 0.558～0.940)和0.812(P<0.05，95% CI: 0.702～0.922)。

快速荧光染色能在短时间内初步鉴别细菌和真菌感染类型，直观评估感染的炎症反应程度，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和临床应用价值。

随着腹部外科技术的进步和肿瘤综合治疗的发展，联合血管切除的腹部外科手术越来越普及，异体血管作为血管切除重建的替代材料之一，在形态和组织相容性方面具有其独特优势。然而，目前临床上对于异体血管的来源、保存、重建方式与技术及重建术后的管理尚缺乏统一的应用标准。为此，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肝脏移植学分会等组织国内相关专家参与充分讨论，共同制订本指南。主要针对同种异体血管的来源、保存、临床应用和术后管理问题，依据现有证据给出10条推荐意见，旨在通过循证医学证据指导临床实践，为异体血管移植在腹部外科中的应用提供指导性建议。

尽管已有众多临床研究发现非HLA抗体与移植物组织受损或失功有关，但只有极少数研究提供了非HLA抗体可导致移植物损伤的证据。本文根据非HLA抗体靶抗原是否具有多态性以及靶抗原在组织和细胞中的主要表达部位，对非HLA抗体进行分类，并根据其引起或参与抗体介导排斥反应的可能性，分别提出了临床应对措施。

探讨中国公民对器官捐献的社会认知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进一步提高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意愿提供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持。

2023年6月至2024年12月，通过方便取样的方式对湖北省内8个市、县的人群进行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人口学信息、器官捐献相关知识了解程度、对器官捐献的态度和观念以及器官捐献意愿。根据受访者器官捐献意愿分为2组，分析器官捐献意愿的影响因素。计量资料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比较。纳入P<0.05的因素进行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

回收问卷1 432份，经数据清洗剔除不合格问卷112份，最终纳入1 320份问卷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仅252名(19.1%)受访者愿意在逝世后捐献器官，整体捐献意愿偏低。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对"器官捐献目前仍然存在法律上的争议"观点的认可程度、对我国器官捐献相关法律法规保障的信任程度、对"想到自己逝世后可能会捐献器官，是否会有不安的感觉"观点的同意程度以及对"当自己表达了捐献意愿后，医护人员会违背法律法规，放弃对您的救治"的担心程度是器官捐献意愿的影响因素(P均<0.05)。

公众对器官捐献的意愿普遍偏低，通过加强公众对器官捐献相关法律法规和流程的宣传，增进对捐献制度的信任，积极宣传器官捐献的社会价值，同时正视和消除公众的顾虑，可能是提高我国百万人口捐献率的有效方法。

探讨血清生物标志物IL-6、IL-8、可溶性肿瘤坏死因子受体1(sTNFR1)、再生胰岛衍生蛋白3α(Reg3α)、可溶性肿瘤发生抑制蛋白2(sST2)、弹性蛋白酶抑制因子(elafin)与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后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aGVHD)相关性。

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3年1月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〇医院血液科接受allo-HSCT的106例患者临床资料。其中发生aGVHD的49例患者纳入aGVHD组，未发生aGVHD的57例患者纳入无aGVHD组。所有患者均于移植后＋28、＋56和＋90 d采集外周血进行细胞因子检测。正态分布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移植后＋28 d时，无aGVHD组患者sST2水平[52.2(34.9～93.0)pg/mL]低于aGVHD组[98.2(58.3～186.7)p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268，P<0.05)；＋56 d时，无aGVHD组患者sTNFR1、sST2和Reg3α水平分别为1 971.2(1 656.8～2 537.0)、76.4(40.0～134.4)和38.8(23.8～92.6)pg/mL，均低于aGVHD组[2 791.2(1 698.4～3 468.2)、191.0(113.5～620.2)和77.0(41.5～162.0)pg/m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2.926、－4.420和－3.393，P均<0.05)；＋90 d时，无aGVHD组患者sST2水平[78.6(51.0～107.1)pg/mL]低于aGVHD组[146.9(81.0～327.8)p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578，P<0.05)。移植后＋56和＋90 d时，Ⅱ～Ⅳ度aGVHD组患者sTNFR1水平依次为3 245.4(2 804.6～3 557.6)和2 891.2(2 024.6～4 534.0)pg/mL，Reg3α水平依次为162.0(65.4～310.3)和92.5(58.1～157.7)pg/mL，均高于Ⅰ度aGVHD组[sTNFR1依次为2 009.7(1 599.5～3 259.1)和1 870.9(1 620.2～2 334.4)pg/mL、Reg3α依次为53.7(33.2～79.7)和43.9(39.2～64.7)pg/m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2.639、－2.242、－3.026和－2.743，P均<0.05)。＋90 d时，Ⅱ～Ⅳ度aGVHD组患者elafin水平[14.0(10.3～24.7)pg/mL]高于Ⅰ度aGVHD组[8.4(7.5～14.3)p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162，P<0.05)。胃肠道aGVHD组患者移植后＋28、＋56和＋90 d Reg3α水平依次为94.7(27.9～307.8)、306.4(162.1～524.4)和124.5(70.1～312.8)pg/mL，非胃肠道aGVHD组依次为33.5(19.6～57.3)、53.8(33.8～81.7)和43.9(37.6～66.7)pg/m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2.352、－3.857和－2.800，P均<0.05)。＋56和＋90 d时，胃肠道aGVHD组患者sTNFR1水平依次为3 250.5(2 980.8～4 413.2)和4 534.0(2 419.4～6 171.2)pg/mL，非胃肠道aGVHD组依次为2 189.4(1 609.7～3 297.1)和1 885.2(1 715.0～2 530.0)pg/m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2.842和－2.100，P均<0.05)。

血清生物标志物(sST2、sTNFR1、Reg3α和elafin)水平与allo-HSCT后aGVHD发生及严重程度相关，这些指标可用于辅助临床诊断和干预。

探讨超声对成人右半肝移植架桥血管动态监测的应用价值。

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接受成人右半肝移植手术的受者资料。共纳入27例受者，按照供肝切除及血管重建方式，分为不带肝中静脉(MHV)的架桥组(n＝19)和带MHV的非架桥组(n＝8)。收集两组受者围手术期相关资料以及术后1周内肝功能指标。利用超声动态监测术中及术后门静脉、架桥血管及Ⅴ、Ⅷ段静脉血流情况，观察频谱形态并测量血流参数。计量资料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比较。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架桥组和非架桥组受者性别、体质指数、终末期肝病模型评分和白蛋白水平等术前指标，手术时间、出血量、无肝期时间和输注红细胞量等术中指标，以及术后总住院时间、术后第1天和第30天门静脉流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架桥组和非架桥组受者术后ICU住院时间中位数分别为4.0(3.0，4.5)和6.0(5.5，7.5)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042，P<0.05)。术后1周内两组受者肝功能指标均稳步下降，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架桥组术中及术后第1、7、14和30天架桥血管流速分别为(38.3±14.4)、(30.7±13.4)、(42.2±14.7)、(38.7±14.4)和(36.0±21.4) cm/s，血流及频谱均显示良好。架桥组移植肝Ⅴ、Ⅷ段肝静脉回流良好，术后第1天和第30天Ⅴ段静脉流速分别为(25.0±11.5)和(15.6±9.0) cm/s；术后第1天和第30天Ⅷ段静脉流速分别为(22.9±8.2)和(23.0±9.1) cm/s。

超声对成人右半肝移植MHV属支重建后架桥血管的监测可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术后早期血管并发症的检出以及移植肝再生提供敏感、有效的评估手段。

肝移植是终末期肝病的重要治疗手段。甲状腺激素系统在肝移植围手术期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其动态变化与患者术前状态、围手术期并发症的发生密切相关。甲状腺激素可通过核受体介导的信号网络调节肝脏代谢稳态与再生能力，而肝脏则通过调控甲状腺激素代谢、结合蛋白合成及胆汁排泄影响甲状腺功能状态。本文综述甲状腺激素在肝移植围手术期的作用和机制，以期为甲状腺激素围手术期的优化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Castleman病(CD)作为较为罕见的免疫反应性淋巴结病，以淋巴组织增生为特征。其中累及多个淋巴结或区域的多中心型Castleman病(MCD)会导致肾小球肾炎、淀粉样变性和间质性肾炎等，损伤肾功能。MCD导致的肾衰竭后进行肾移植虽比较罕见，但由于其治疗和预后复杂，更需要被重视。本文针对目前已有报道的CD与肾移植相关病例进行综述，旨在探讨MCD相关肾衰竭和肾移植的挑战与获益，为临床预防、诊治提供参考和借鉴。

在肝移植临床实践中，尤其是面对小体重受者时，因适配供肝资源有限，临床往往不得不采用体积相对较大的供肝以完成移植。然而，此类供受者体积不匹配肝移植显著增加术后大肝综合征(LFSS)发生风险。LFSS是指因供肝体积或厚度相对过大，导致腹腔嵌塞、门静脉灌注受限、肝静脉回流障碍及移植物功能损害的一组综合征，婴幼儿患者尤为多见，处理难度大，并发症发生率高。为指导临床科学识别、有效预防与规范干预LFSS，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肝移植学组与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组织国内相关专家，在系统调研国内外研究进展基础上，制订《中国肝移植大肝综合征临床诊治指南(2025版)》。本指南依循2009年牛津大学循证医学证据分级体系，从LFSS的定义和临床表现、关键评估指标、手术预防策略、术后监测及多学科协作干预等方面，提出系统性推荐意见。指南强调"预防为主、干预为辅"的治疗理念，倡导供受者个体化匹配与精细化外科操作，旨在规范LFSS临床管理路径，提升我国肝移植整体安全性与成功率，推动成人及儿童肝移植技术高质量发展。

探讨成人肝硬化肝移植术后门静脉血栓(PVT)形成的危险因素及预后。

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2年6月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器官移植中心596例成人肝硬化肝移植受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术后是否发生PVT分为PVT组(32例)和无PVT组(564例)。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筛选肝移植术后PVT形成的危险因素，并比较两组受者生存情况。

596例肝移植受者术后PVT形成的发生率为5.37%(32/596)。多因素分析显示，术前存在大型自发性门体分流(SPSS)(OR＝6.716，95%CI: 2.481~18.180)、术前存在Ⅲ~Ⅳ级PVT(OR＝8.368，95%CI：1.954~35.835)、术后持续存在SPSS(OR＝5.917，95%CI：1.785~19.615)及冷缺血时间≥10 h(OR＝4.002，95%CI：1.183~13.537)是肝移植术后PVT形成的独立危险因素(P均<0.05)。32例PVT受者中行手术取栓4例，介入治疗7例，药物抗凝治疗21例。经治疗后，25例受者PVT消失，7例PVT稳定且无临床症状，共发生5例与PVT无关的死亡事件。生存分析显示，非PVT组和PVT组受者术后1、2和3年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非PVT组术后1、2和3年移植物存活率分别为98.4%、95.1%和93.6%，PVT组分别为87.3%、83.6%和78.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 11.3，P<0.05)。

术前存在大型SPSS和Ⅲ~Ⅳ级PVT、术后持续存在SPSS及冷缺血时间≥10 h是成人肝硬化肝移植受者术后PVT形成的独立危险因素。对于术后PVT形成的受者，尽早诊治可实现较好预后。

肝移植是治疗终末期肝病唯一有效的方式，胆道并发症是肝移植术后常见并发症。本文综述近年来胆道并发症的相关研究进展，梳理肝移植术后胆道并发症的危险因素、分类、临床表现、诊断和治疗，旨在为解决胆道并发症相关临床问题提供借鉴，以进一步提高肝移植受者术后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