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癌肝移植术后复发转移是影响患者长期生存的主要挑战。为此，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联合相关领域专家，基于循证医学证据和GRADE系统推荐分级，经深入论证，制订《肝癌肝移植术后防治复发转移中国专家共识(2025版)》，旨在为中国肝移植临床实践提供科学指导。本共识强调个性化方案的重要性，提出通过优化免疫抑制策略和多种辅助治疗手段降低复发风险，比较外科治疗、局部治疗及系统治疗的适应证及潜在风险；同时，系统梳理肝癌肝移植术后复发转移高危人群的识别、预测指标、新型生物标志物、预测模型、预防策略、监测方案、诊断方法和治疗路径等内容，以期提升患者术后生存率并改善生活质量。

在肝移植临床实践中，尤其是面对小体重受者时，因适配供肝资源有限，临床往往不得不采用体积相对较大的供肝以完成移植。然而，此类供受者体积不匹配肝移植显著增加术后大肝综合征(LFSS)发生风险。LFSS是指因供肝体积或厚度相对过大，导致腹腔嵌塞、门静脉灌注受限、肝静脉回流障碍及移植物功能损害的一组综合征，婴幼儿患者尤为多见，处理难度大，并发症发生率高。为指导临床科学识别、有效预防与规范干预LFSS，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肝移植学组与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组织国内相关专家，在系统调研国内外研究进展基础上，制订《中国肝移植大肝综合征临床诊治指南(2025版)》。本指南依循2009年牛津大学循证医学证据分级体系，从LFSS的定义和临床表现、关键评估指标、手术预防策略、术后监测及多学科协作干预等方面，提出系统性推荐意见。指南强调"预防为主、干预为辅"的治疗理念，倡导供受者个体化匹配与精细化外科操作，旨在规范LFSS临床管理路径，提升我国肝移植整体安全性与成功率，推动成人及儿童肝移植技术高质量发展。

肝移植是治疗终末期肝病唯一有效的方式，胆道并发症是肝移植术后常见并发症。本文综述近年来胆道并发症的相关研究进展，梳理肝移植术后胆道并发症的危险因素、分类、临床表现、诊断和治疗，旨在为解决胆道并发症相关临床问题提供借鉴，以进一步提高肝移植受者术后生活质量。

原发性移植物功能障碍(PGD)是肺移植术后最常见且最具挑战性的早期并发症，严重影响患者的近期及远期预后。为规范和优化肺移植术后PGD诊治的流程，改善此类受者预后，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肺移植学组和国家卫生健康委肺移植质控中心组织成立了由肺移植科、重症医学科、呼吸与危重症科、心胸外科、康复科等多学科专家组成的工作组，结合近年来循证医学依据和我国肺移植临床实践经验，制定《肺移植术后原发性移植物功能障碍诊治指南》。本指南涵盖PGD的高危因素、诊断、治疗、预后等内容，并科学规范地提出系列推荐意见，旨在优化我国肺移植术后PGD的综合管理。

儿童肺移植是目前治疗终末期肺病患儿的唯一有效手段。近年来，随着我国器官捐献及移植事业的不断发展，儿童肺移植例数逐渐增加。然而，由于我国儿童肺移植起步较晚，各中心发展水平不一，移植疗效差异明显，且缺乏统一的行业共识与管理规范。基于此，由多学科专家经充分讨论与循证分析共同制定《中国儿童肺移植临床诊疗指南》，聚焦儿童肺移植的关键环节，提出科学、规范的诊疗原则，旨在提高患儿短期及远期生存率，促进我国儿童肺移植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与高质量发展。

随着科技发展和医疗大数据信息化进展，人工智能(AI)与机器学习在医学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随着肾移植手术技术不断精进，围手术期和术后管理向个体化、精细化发展，受者生存质量和远期预后均明显改善。AI技术正逐步为肾移植带来新的变革。本文综述国内外关于AI技术在肾移植供受者匹配、手术辅助、术后并发症预测以及免疫抑制剂管理领域应用的最新研究成果，以期推动和促进AI技术在肾移植全过程的应用，进而造福更多肾移植受者。

构建一种新的慢性同种异体肾移植排斥反应小鼠模型。

选取C57BL/6和Balb/c小鼠作为实验动物，设置对照移植组、普通移植组和新型移植组。术后定期检测小鼠血清肌酐和血尿素氮。移植后16周获取小鼠移植肾组织进行病理和单细胞深层表型分析。使用Banff评分进行小鼠移植肾病理评估。使用CellRanger 3.1软件处理原始测序数据。分析基因表达结果并将其与公开可用的细胞类型特异性基因数据库进行比较，确定主要细胞类型并进行注释。使用Seurat软件包中CellCycleScoring函数进行细胞周期评分。使用R语言ClusterProfiler包进行基因本体(GO)功能富集分析。正态分布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 H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并采用Log-rank检验进行比较。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术后不同时间点新型移植组小鼠术后血清肌酐(除术后8周外)和血尿素氮水平均高于对照移植组和普通移植组(P均<0.05)。病理分析结果示对照移植组、新型移植组和普通移植组小鼠移植肾间质纤维化、肾小管萎缩、动脉纤维内膜增厚和慢性移植肾肾小球病Banff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H＝24.385、24.120、23.550和26.840，P均<0.05)。新型移植组、普通移植组和对照移植组移植肾纤维化区域和淋巴细胞浸润比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129.071和9.543，P均<0.05)。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半定量分析示新型移植组、普通移植组和对照移植组Ⅲ型胶原蛋白、α-平滑肌肌动蛋白、CD3和CD19阳性区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740.142、223.663、106.611和1 026.355，P均<0.05)。免疫荧光染色结果示，新型移植组小鼠移植肾组织单核细胞及巨噬细胞浸润较对照移植组更强。细胞类型分析和注释结果示对照移植组上皮细胞占主导地位，新型移植组免疫细胞比例更高。单细胞测序分析表明，新型移植组中免疫细胞比例显著增加；细胞周期分析示该组细胞多处于增殖活跃的G2M期和S期。基因集变异分析及GO分析示，新型移植组中与免疫激活相关的Hallmark基因集表达显著上调。

新型慢性同种异体肾移植排斥反应小鼠模型可较好地反映慢性同种异体肾移植排斥反应和同种异体移植肾间质纤维化过程。

结直肠癌是全球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近一半的患者会发生结直肠癌肝转移(CRLM)。过去30年来，系统治疗和肝切除一直是CRLM的主要治疗策略，但仅适用于约20%的病例。不可切除结直肠癌肝转移(nrCRLM)预后极差，5年总生存率几乎为零。20世纪80年代，外科医师曾尝试将肝移植应用于nrCRLM患者，但由于围手术期死亡率及术后复发率较高，该治疗模式一度停滞。随着全身系统治疗及肝移植技术的不断进步，已有研究证实经严格筛选的nrCRLM患者行肝移植后5年生存率可达60%，提示该策略在特定人群中具有潜在的长期生存获益，这也使得肝移植成为此类经过筛选的患者潜在治愈方法。本文就肝移植治疗nrCRLM相关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主要包括其发展历程、预后因素、受者选择标准、肝源短缺和供者分配等关键问题。

成人HIV感染合并淋巴瘤患者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uto-HSCT)是治疗高危或复发性淋巴瘤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相较于欧美国家，我国HIV感染患者auto-HSCT的规范化和专业化管理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为解决这一问题，国家感染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长三角地区艾滋病脆弱人群诊治协作组和浙江省医学会热带病与寄生虫病学分会艾滋病学组联合相关领域专家，结合国内主要auto-HSCT中心的经验及国际最新研究进展，制订本专家共识。共识涵盖移植前评估与准备(auto-HSCT适应证和患者评估)、auto-HSCT的实施(造血干细胞动员及采集时机、移植流程、相关并发症及处理原则和移植期间护理)及随访管理(移植后维持治疗、造血重建评估、免疫重建监测和随访)等多个方面，旨在为国内临床医师提供科学、规范的指导，优化HIV感染合并淋巴瘤患者auto-HSCT的治疗效果，提高其长期生存获益。

探讨双重血浆置换(DFPP)和血浆置换(PE)对ABO血型不相容亲属活体肾移植(ABOi-LDKT)受者血型抗体清除效率及远期疗效的影响。

选取2021年3月至2023年9月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器官移植中心行ABOi-LDKT的32例受者为研究对象，根据血库血浆储备量及个人选择治疗方式的不同分为PE组(n＝14)和DFPP组(n＝18)。分析两组患者血型抗体清除效率，血浆预处理过程中不良反应发生情况，不同时间IgG、IgM血型抗体效价水平、肾功能、凝血功能指标以及急性抗体介导排斥反应(AMR)、感染发生情况等。

PE组和DFPP组分别进行39、51次血浆预处理，移植术后均未发生严重并发症。PE组单次治疗时间短于DFPP组，单次血浆用量高于DFPP组；DFPP组单次血浆预处理量和以体重校正的单次血浆预处理量均优于PE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5.006，t＝45.64、－26.16和－9.16，P均<0.05)。两组受者血浆预处理后IgG、IgM效价均显著降低，PE组和DFPP组IgG清除效率分别为0.62±0.14和1.08±0.67，IgM清除效率分别为1.05±0.47和1.23±0.75，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1.872和－0.487，P均>0.05)。PE组与DFPP组血浆预处理过程中发生不良反应的受者比例分别为42.9%(6/14)和44.4%(8/1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PE组与DFPP组受者血浆预处理前凝血指标差异均无统计意义，移植时各指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两组受者血浆预处理前和移植术后不同时间点血清肌酐和估算肾小球滤过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随访至移植后12个月，PE组发生2例AMR，DFPP组未发生；发生术后感染的受者比例分别为42.9%(6/14)和33.3%(6/18)，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经过DFPP和PE预处理，ABOi-LDKT受者血型抗体效价均显著降低，远期血清肌酐、估算肾小球滤过率等指标明显改善，但DFPP对受者凝血指标影响更显著，需通过补充纤维蛋白原，监测凝血功能确保移植手术安全进行。

移植胰腺切除术是处理移植胰腺失功后严重并发症的关键外科手段，直接关系受者预后，目前国内外尚缺乏相关专家共识或指南以规范其临床应用。本共识系统阐述移植胰腺切除术的适应证划分、手术时机选择、术式操作要点、围手术期管理及心理评估与干预策略。适应证按发生时间分为早期(如血栓形成、移植胰腺炎)、中期(如腹腔感染、侵袭性血管炎)和晚期(如排斥反应、血管并发症和新发肿瘤)适应证，并明确建议对无症状失功移植物采取保守治疗策略；手术方式需依据原移植术式(包括体静脉/门静脉回流及肠道/膀胱引流方式)进行个体化操作，其核心包括血管控制、血栓处理及消化道/泌尿系统吻合口重建；术后管理涵盖并发症的处理、血糖调控、免疫抑制方案调整与系统性心理社会干预，强调多学科协作以全面优化患者预后。本共识旨在为临床实践提供标准化参照，最终提升受者长期生存质量。

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发展迅速，已跃居成为世界第二捐献与移植大国，但是器官移植数量和质量仍有待进一步提高，以满足广大等待移植受者需求。人工智能(AI)支持多源临床大数据的整合、分析与应用，能够辅助拓展可用供器官、提升移植物质量，为缓解移植器官供需失衡提供新的技术基础。为规范AI在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全流程的辅助应用，现组织多学科专家制定《中国器官移植AI辅助临床决策专家共识》，通过构建统一的数据与模型要求，形成覆盖供者评估维护及器官匹配、器官保存与转运、器官移植手术和术后受者管理等全流程器官捐献与移植临床场景的技术框架，并规范伦理法规约束与责任主体边界，以进一步提升AI辅助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的规范化、安全化水平，促进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探讨中国西北地区肾移植术后腹泻临床诊治及危险因素。

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4年12月在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实施同种异体肾移植术并规律随访的230例受者临床资料。根据受者肾移植术后是否发生腹泻，将其分为腹泻组(n＝72例)和非腹泻组(n＝158例)。记录受者一般资料及治疗情况。正态分布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成组t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将单因素分析中P<0.05的变量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急性腹泻受者共67例(93.1%)，腹泻对其肾功能的总体影响及转归情况相对较轻，其中2例合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1例合并CMV感染，1例粪便转铁蛋白阳性。5例(6.9%)慢性腹泻受者中1例因严重低钾血症死亡；3例出现肾功能恶化，其中2例考虑为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和IgA肾病复发，经积极治疗后进展为移植肾失功并恢复透析，1例经过治疗后血清肌酐稳定在200~300 μmol/L；1例经过治疗后完全恢复。此外，5例慢性腹泻受者中1例发生CMV感染、2例粪便潜血阳性、1例艰难梭菌感染。腹泻发生在肾移植术后1年以上的有12例(16.7%)，其余均发生于肾移植术后1年内。腹泻组和非腹泻组肾移植受者住院时间、体质指数、存在高脂血症、手术时间、术后并发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DGF)、术前末次血清钾、术前末次血清肌酐、霉酚酸类药物种类和吸烟史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χ²＝4.100、2.441、2.548、3.688、4.076、－2.197、2.755、7.530和－2.135，P均<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示，住院时间(OR＝1.062，95%CI: 1.008~1.118)，存在高脂血症(OR＝2.796，95%CI: 1.427~5.478)、手术时间(OR＝1.023，95%CI：1.010~1.036)、术后并发DGF(OR＝3.057，95%CI: 1.414~6.607)、术前末次血清钾(OR＝0.556，95%CI: 0.372~0.830)、术前末次血清肌酐(OR＝1.002，95%CI: 1.001~1.003)、应用吗替麦考酚酯(OR＝7.493，95%CI：3.528~15.913)和有吸烟史(OR＝2.167，95%CI: 1.102~4.259)均为肾移植术后并发腹泻独立危险因素(P均<0.05)。

西北地区肾移植受者术后腹泻受多种因素影响，深入理解这些因素有助于制订更具针对性的防治策略。

探讨基因编辑猪-恒河猴异种心脏移植前后供体猪心组织S100钙结合蛋白A8/A9(S100A8/A9)表达及其与巨噬细胞炎症反应的关系。

分别选取3头巴马基因编辑猪作为供体，3只成年雄性恒河猴作为受体。手术方式为心脏异位移植。应用蛋白质印迹法(WB)检测S100A8/A9、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精氨酸酶-1(Arg-1)、TNF-α、IL-18、TGF-β和IL-10表达水平。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CD3、CD19和CD68表达水平。正态分布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成组t检验，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供、受体心脏均成功复搏。WB检测结果示移植前后猪心组织S100A8相对表达量分别为(1.000±0.000)和(3.234±0.790)，S100A9相对表达量分别为(1.000±0.000)和(2.796±0.61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4.893和－5.042，P均<0.05)。HE染色结果示移植后基因编辑猪心肌细胞广泛坏死，并可见出血，伴炎性细胞浸润。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示移植后基因编辑猪心肌组织CD68表达呈阳性。三例受体猴术后外周血单核细胞百分比未见持续升高趋势。猪心组织移植前后iNOS相对表达量分别为(1.000±0.000)和(13.763±0.229)，Arg-1分别为(1.000±0.000)和(0.143±0.07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96.518和20.930，P均<0.05)。移植前猪心组织TNF-α、IL-18、TGF-β、IL-10相对表达量均为(1.000±0.000)，移植后相对表达量分别为(1.447±0.108)、(3.656±0.596)、(0.741±0.034)和(0.682±0.049)，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7.126、－7.725、13.164和11.178，P均<0.05)。

异种移植后猪心组织S100A8/A9、iNOS及促炎因子表达水平均显著升高，抗炎标志物水平降低，提示S100A8/A9可能通过驱动巨噬细胞M1极化加重异种心脏移植炎症反应。

目前，肾移植是治疗终末期肾病的最佳选择，而受者术后仍面临多种并发症的潜在风险，可能影响受者长期存活和生活质量。本视频聚焦肾移植术后并发症的诊治，详细介绍外科和内科并发症的类型、临床表现、诊断及治疗方法，强调根据不同情况采取合适的治疗方案，以保障受者的长期存活。

常见的外科并发症有血管并发症、淋巴囊肿和输尿管并发症等。血管并发症中，动脉血栓处理需争分夺秒，否则移植肾难以挽救；静脉血栓可能出现少尿、血尿、移植肾区胀痛等症状，需结合经验判断；动脉狭窄可请血管外科介入治疗。淋巴囊肿术后发生比例不高，但影响受者生活质量，治疗方法从引流、硬化剂注射、腹腔镜下内引流逐渐发展到现在的碘油造影。输尿管并发症中，以梗阻为主；超声检查可发现肾盂系统分离，但难以判断梗阻部位，磁共振尿路造影可清晰显示梗阻部位；主要治疗方式为介入(球囊扩张、支架植入)和外科手术(开放手术、机器人手术)，各有优缺点。

内科并发症主要有感染、肿瘤和糖尿病等。遗体器官捐献时代，供者来源感染增加，且多为耐药菌，需对供者进行全面评估，早期强化抗生素治疗、完善检测并及时调整治疗方案。机会性感染包括肺孢子菌肺炎、真菌感染、CMV感染、BK病毒肾病等。肺孢子菌肺炎通过肺泡灌洗加二代测序可早期诊断，采用经典药物磺胺甲噁唑、卡泊芬净、糖皮质激素及支持治疗。真菌感染治疗需针对性使用有效抗真菌药物，同时注意与CNI的相互作用。CMV感染近年来发生率升高且程度加重，治疗药物包括更昔洛韦、缬更昔洛韦以及来特莫韦、马立巴韦等新型药物。BK病毒肾病发生率不高，但需与T细胞介导的排斥反应鉴别，治疗方案主要为减少免疫抑制强度。移植后肿瘤高危因素包括抗排斥反应药物的使用和特殊感染，有肿瘤病史者移植前需评估，移植后需定期监测肿瘤标志物和影像学检查。移植后糖尿病发生率逐渐升高，提倡早期使用胰岛素。

探讨纤支镜操作频率与脑死亡潜在供者肺脏成功获取的关系，评估其对供肺质量的潜在影响及安全性，为优化供者维护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至2024年1月在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ICU实施器官捐献的251例脑死亡潜在供者临床资料。根据住院期间纤支镜操作频率将脑死亡潜在供者分为低频率组(n＝131例)和高频率组(n＝120例)。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PSM)并按照1 ∶1匹配原则对两组患者进行匹配，匹配后每组各包含77例患者。以本院人工智能大数据平台为基础，系统采集脑死亡潜在供者基线资料。正态分布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通过多变量Logistics回归模型、倾向性评分调整和加权模型分析纤支镜操作频率与肺脏成功获取的关系。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SM前低频率组和高频率组供肺成功获取率分别为30.5%(40/131)和41.7%(50/120)，匹配后低频率组和高频率组供肺成功获取率分别为28.6%(22/77)和42.9%(33/77)。PSM前纤支镜操作低频率组和高频率组供者基线资料差异较大，匹配后两组供者基线资料差异降低。粗略回归模型分析示高频率和低频率组供肺成功获取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多变量Logistics回归模型分析示高频率组供肺成功获取率高于低频率组(OR＝3.33，95%CI：1.66~6.6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SM的逻辑回归模模型(OR＝2.29，95%CI：1.27~4.15)、逆概率加权(OR＝2.18，95%CI：1.29~3.69)、标准化死亡率加权(OR＝2.13，95%CI：1.24~3.66)和分层加权(OR＝3.33，95%CI：1.66~6.67)模型分析示高频率组供肺成功获取率均高于低频率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但PSM后高频率组与低频率组脑死亡潜在供者捐献前凝血和感染相关指标以及呼吸机参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较高频率的纤支镜操作与脑死亡潜在供者肺脏成功获取率的增加存在关联，同时未显著增加气道或全身并发症。

了解中青年肺移植受者重返工作岗位就业的真实体验，为制订中青年肺移植受者重返工作岗位干预策略提供参考依据。

采用现象学研究方法对13例已重返工作岗位的中青年肺移植受者进行半结构式访谈，运用Colaizzi 7步分析法分析访谈资料，并提炼主题。

中青年肺移植受者重返工作岗位真实体验可归纳为3个主题和9个亚主题：返岗前感知的不良体验(负性情绪体验束缚重返工作岗位、社会冷淡体验排斥重返工作岗位)、全面积极体验助力重返工作岗位(良好自我管理促进身心康复、身体康健体验保障重返工作岗位、正向情绪调适激励重返工作岗位、社会支持感知推动重返工作岗位)、成功重返成就自我实现(成功重返工作岗位递增积极情绪、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实现个人价值)。

中青年肺移植受者返岗前虽面临障碍和挑战，但重返工作岗位利于改善身心健康，建议整合多方力量优化社会支持体系，促进患者返岗就业。

肺移植是终末期肺病的关键治疗方式，然而术后并发症会严重影响患者远期生存，呼吸道菌群在肺移植预后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关注，为理解和干预肺移植后并发症提供思路。本文综述肺移植受者围手术期至长期恢复过程中呼吸道菌群的动态变化特征：围手术期阶段，各类终末期肺病本身已呈现出α-多样性降低及特定菌种富集等菌群紊乱迹象；术后菌群变化则存在着时间和空间异质性，其多样性和负荷量变化与多种并发症相关。其潜在机制可能涉及菌群失衡通过代谢物-免疫轴加剧移植物局部炎症及纤维化，因此，针对微生物群的干预策略有一定的临床转化潜力。但对于呼吸道菌群的长期动态监测体系、机制验证和个体化调控策略仍需进一步探索，未来应着力整合多组学技术，推动呼吸道菌群研究从描述性分析向机制阐释与临床转化转变。

探究浙江省器官捐献后失独父母的抑郁、焦虑、孤独及创伤后应激等心理状态和社会支持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患者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HQ-9)、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GAD-7)、UCLA孤独量表(ULS-6)、事件影响量表修订版(IES-R)及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对2010至2024年浙江省器官捐献后失独父母进行问卷调查。采用t检验和Fisher确切概率法分别对正态分布计量资料和计数资料进行比较。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共发放调查问卷90份，回收有效问卷36份，回收有效率为40%。36例受访者中，21例(58.3%)存在不同程度抑郁，PHQ-9得分为(13.6±7.3)分；11例(30.6%)存在中~重度焦虑，GAD-7得分为(15.3±4.0)分；21例(58.3%)存在中~重度孤独，ULS-6得分为(17.5±3.8)分；27例(75.0%)有创伤后应激，IES-R得分为(47.9±27.5)分。经济负担、生活困难、年龄以及患有慢性疾病是该群体发生心理困境的影响因素；在抑郁、焦虑和孤独三方面心理状态较好的组别中，获得社会团体等非官方组织帮助或关心的比例高于对照组。36例受访者SSRS总分为(31.0±9.1)分，仅4例(11.1%)受访者获得较高水平的社会支持。

浙江省器官捐献后失独父母存在较高水平的抑郁、焦虑、孤独和创伤后应激，其发生与经济负担、生活困难、年龄及是否患慢性疾病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