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器官匮缺严重制约了器官移植的临床应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肝、脂肪变性供肝等扩大标准供肝在我国肝移植领域中的应用逐年增加，导致移植术后早期移植肝功能不全等并发症发生率显著升高，受者总体生存率显著降低。为规范扩大标准供肝的临床应用并提升肝移植疗效，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肝移植学组和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组织专家，系统汇总分析国内外循证医学证据，结合我国临床实践经验，制订了《中国扩大标准供肝移植临床应用指南(2025版)》。本指南针对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肝、脂肪变性供肝、小体积供肝、高龄供肝及乙型肝炎病毒感染供肝等多类扩大标准供肝，从供受者状态及危险因素防范等方面提出系统性的推荐意见，旨在建立科学的扩大标准供肝评估与应用体系，平衡器官使用风险与移植获益，提高我国肝移植受者总体生存率和生活质量。

自身免疫性肝病是一组因机体免疫功能紊乱导致的特殊类型慢性肝病，包括自身免疫性肝炎、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及重叠综合征。一旦疾病进展至终末期，肝移植是有效的治疗手段。然而，此类肝移植受者易发生排斥反应和疾病复发。因此，自身免疫性肝病肝移植受者术后免疫抑制方案的合理应用对其预后尤为重要。为规范和优化我国自身免疫性肝病肝移植受者术后免疫方案的应用，改善此类受者预后，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肝移植学组和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组织专家研讨，结合近年来循证医学依据和我国临床实践经验，并充分借鉴相关国内外指南和文献，制订了《中国自身免疫性肝病肝移植受者免疫抑制方案应用指南》。本指南重点阐述自身免疫性肝病肝移植的适应证、预后以及术后免疫抑制方案等内容，并科学规范地提出系列推荐意见，旨在优化我国自身免疫性肝病肝移植受者的综合管理。

我国公民逝世后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发展迅速，远距离、长时间捐献器官转运成为常态化工作。捐献器官进行高效、安全转运及数据管理是保障器官移植工作规范开展的核心环节。为贯彻落实《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相关规定，充分发挥"中国移植器官转运绿色通道"政策效能，规范及提升各移植单位及所在省级区域乃至全国整体器官转运工作质量水平，现组织业内专家制订《中国移植器官转运专家共识》，通过建立规范化的转运流程、技术指标体系和信息化平台，进一步提升捐献器官转运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水平，推动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高质量发展。

遗体器官捐献的普及有效改善了供肾短缺的现状，但是供需比的矛盾依然突出，在供肾短缺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合理使用肾脏，保障肾脏的充分利用，同时保障肾移植早期成功及移植肾和移植受者的长期存活是肾移植领域面临的难题。供肾的评估涉及多个维度，包括供者年龄、体质指数、高血压、糖尿病、肿瘤、感染、传染病、影像学、肾功能、病理学、热/冷缺血时间、机械灌注等多项参数。本共识旨在帮助临床医师对遗体捐献供肾进行移植前评估，优化供受者匹配，最大化提高供肾使用率和移植成功率，并改善受者长期预后。

随着1型糖尿病患者治疗需求的增加，胰岛移植成为一种具有潜力的治愈性治疗手段，而供体池的扩充是其临床应用的关键挑战。本文基于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系统探讨人类来源胰岛细胞、异种来源胰岛细胞、人工胰岛细胞和胰岛类器官在供体池扩展中的应用前景。心脏死亡器官捐献胰岛细胞、自体胰岛细胞及活体供体提供了多样化选择；基因编辑猪胰岛细胞在异种移植中展示了良好潜力；干细胞分化技术和直接重编程策略使人工胰岛细胞的生成成为可能；胰岛类器官通过3D生物打印与组织工程技术，进一步实现了类胰岛的结构和功能优化。然而，免疫排斥和移植物功能长期维持等问题仍是现有技术面临的主要障碍。通过优化供体细胞来源、改进免疫耐受策略以及结合基因编辑与再生医学技术，这些新兴方案的临床转化前景逐渐明朗化。未来研究需集中于技术优化与安全性评估，为扩大供体池和提升胰岛移植的临床疗效提供全新路径。

通过对中重度移植肾动脉狭窄(TRAS)患者的临床特征、治疗预后进行系统性评估，探索肾移植术后发生中重度TRAS的危险因素，为早期预防、诊断和治疗提供依据。

回顾性分析2022年1月至2024年7月在北部战区总医院进行肾移植，并在随访中确诊为中重度TRAS的16例患者临床资料，以接受同一供者另一侧供肾的受者作为对照。收集患者基本情况、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结果、治疗方式以及预后情况。计量资料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或配对样本t检验比较，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进行比较。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中重度TRAS危险因素。绘制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ROC曲线)评估危险因素对TRAS的预测效能。

肾移植术后中重度TRAS发生率为4.5%，发生中位时间为术后157 d。发生TRAS时，TRAS组中性粒细胞比值、血清尿素氮、肌酐和胱抑素水平均高于对照组，血红蛋白低于对照组(P均<0.05)。单因素分析显示，与对照组比较，TRAS组患者体质指数较低，二次移植比例较高，使用咪唑立宾患者较多，血清脂蛋白a水平较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将以上因素纳入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二次移植(HR＝5.772，95%CI：1.227~26.684，P<0.05)、高水平脂蛋白a(HR＝1.008，95%CI：1.002~1.013，P<0.05)是发生中重度TRAS的独立危险因素。对脂蛋白a绘制ROC曲线分析显示，曲线下面积0.771(95%CI：0.597~0.946，P<0.05)，最佳截断值为74.95 nmol/L。TRAS组患者9例支架植入，2例单纯球囊扩张，5例球囊扩张联合支架植入；术后3、7、14和28 d以及术后2个月和3个月血清肌酐与术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959、3.354、2.795、3.148、3.040和3.721，P<0.05)。

肾移植受者发生中重度TRAS时患者中性粒细胞比值较高，贫血更为严重，血清尿素氮、肌酐和胱抑素水平均明显升高。对于二次移植及脂蛋白a高于74.95 nmol/L的患者，中重度TRAS发生风险较高。介入治疗可显著改善中重度TRAS患者肾功能。

随着腹部外科技术的进步和肿瘤综合治疗的发展，联合血管切除的腹部外科手术越来越普及，异体血管作为血管切除重建的替代材料之一，在形态和组织相容性方面具有其独特优势。然而，目前临床上对于异体血管的来源、保存、重建方式与技术及重建术后的管理尚缺乏统一的应用标准。为此，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肝脏移植学分会等组织国内相关专家参与充分讨论，共同制订本指南。主要针对同种异体血管的来源、保存、临床应用和术后管理问题，依据现有证据给出10条推荐意见，旨在通过循证医学证据指导临床实践，为异体血管移植在腹部外科中的应用提供指导性建议。

探讨肝移植受者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LEDVT)的危险因素，建立并验证肝移植受者术后LEDVT风险预测模型。

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至2023年10月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接受同种异体原位肝移植的336例受者临床资料。采用sample.split函数将受者以7 ∶3的比例随机分为建模组(235例)和验证组(101例)。通过文献回顾、课题小组讨论及临床知识确定肝移植受者术后LEDVT相关预测因素。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成组t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将单因素分析结果中P<0.05的变量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使用R软件(4.3.2)绘制列线图，并在shinyapps.io上开发肝移植受者术后LEDVT风险预测模型网页版计算器，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ROC曲线)下面积、Hosmer-Lemeshow拟合优度检验及临床决策曲线评价肝移植受者术后LEDVT风险预测模型的区分度、准确度及临床效益。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建模组235例受者中LEDVT组49例，非LEDVT组186例，LEDVT发生率为20.8%(49/235)。LEDVT组和非LEDVT组受者年龄、术前肝性脑病、日常生活能力水平、凝血因子反应时间及术后AST、ALT、Na^＋水平、Ca^2＋水平、凝血酶原时间(PT)、国际标准化比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3.552、－2.808、－2.567、－2.161、－2.297、－1.986、－3.815和－2.395，χ²＝13.822和36.213，P均<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示：年龄(OR＝1.048，95%CI：1.002~1.096)、术前患有肝性脑病(OR＝2.484，95%CI：1.041~5.930)、术前日常生活能力(中度依赖)(OR＝5.266，95%CI：1.685~16.458)、术前日常生活能力(重度依赖)(OR＝8.342，95%CI：1.748~39.802)、术后Na^＋水平(OR＝1.105，95%CI：1.001~1.220)及术后PT(OR＝0.827，95%CI：0.737~0.928)是肝移植受者术后LEDVT的独立危险因素(P均<0.05)。建模组和验证组肝移植受者术后LEDVT风险预测模型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11(95%CI: 0.745~0.876)和0.736(95%CI：0.615~0.856)，Hosmer-Lemeshow检验结果示χ²＝5.166和10.378，P均>0.05；两组受者临床决策曲线均表现出较好的临床效益。

本研究建立的风险预测模型预测效果良好，可为临床医护人员评估肝移植受者术后LEDVT发生风险提供参考。

探讨成人肾移植受者移植后淋巴增殖性疾病(PTLD)的临床特征和转归。

回顾性分析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2013年9月1日至2024年8月30日肾移植术后确诊PTLD的41例肾移植受者临床资料。正态分布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成组t检验；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²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以受者死亡为观察终点，绘制Kaplan-Meier生存曲线，组间生存率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影响受者生存的危险因素。连续变量的临界值由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确认。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随访截至2024年11月30日，14例受者死亡，27例存活。存活组与死亡组受者移植至PTLD确诊时间和多器官受累情况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PTLD确诊时，存活组和死亡组受者血清肌酐分别为111.0(86.0~177.0)μmol/L和142.5(123.8~171.8)μmol/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4.694，P<0.05)。41例肾移植受者确诊PTLD后平均总生存期为(83±11)个月(1~132个月)，移植至PTLD确诊时间>1年的受者生存率低于≤1年者(χ²＝4.044，P<0.05)；存在多器官受累受者生存率低于不存在者(χ²＝4.368，P<0.05)。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示，移植至PTLD确诊时间>1年(HR＝0.108，95%CI：0.013~0.992)、乳酸脱氢酶>285 U/L(HR＝0.171，95%CI：0.034~0.874)和多器官受累(HR＝0.182，95%CI：0.039~0.856)均为影响PTLD受者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P均<0.05)。接受R-序贯疗法与接受R-CHOP或其他含R化疗方案的受者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0.001，P>0.05)；治疗后达到淋巴瘤缓解的受者生存率高于未达到者(χ²＝15.859，P<0.05)。EB病毒(EBV)和CMV感染在早发型PTLD组中更为常见(P均<0.05)。

成人肾移植受者PTLD预后差，EBV和CMV感染常见于早发型PTLD；确诊PTLD至移植后间隔>1年、多器官受累和乳酸脱氢酶升高是影响受者生存的危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