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9年底以来，新型冠状病毒(新冠病毒)感染大流行已席卷全球。虽然目前的新冠病毒变异株的致病性和毒力已较原始株有所下降，大多数患者预后良好，但实体器官移植(SOT)受者人群为新冠病毒感染脆弱人群，即使全程接种新冠病毒疫苗，SOT受者感染新冠病毒的住院或死亡风险依然较高。SOT受者新冠病毒感染后其临床表现、诊断和治疗均与普通人群存在很大的特殊性，需要高度关注。目前尚缺乏针对SOT受者人群可供参考的新冠病毒感染诊疗领域的指南或共识。因此，参考《新型冠状病毒诊疗方案(试行第十版)》及国内外文献，编写团队撰写了《实体器官移植受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疗专家共识(2023年版)》。本共识基于国内外新冠病毒感染的循证医学证据，并经过专家多次研讨达成一致意见后撰写成文，形成21条推荐意见，为SOT受者感染新冠病毒的诊疗提供参考。

自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首次发现以来，截至2022年12月21日，全球确诊病例已超过6.49亿例，且死亡病例达660多万例^[1]。目前我国境外输入和本土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以下简称"新冠病毒")主要流行株是奥密克戎变异株^[2]。该病毒变异株传染性更强、传播速度更快、再感染率更高，在已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以下简称"新冠疫苗")的人群中易发生免疫逃避及突破感染^[3]。实体器官移植受者(solid organ transplant recipient，SOTR)因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且可能伴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基础性疾病，感染新冠病毒后重症率和病死率均高于普通人群^[4]。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印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疗方案(试行第十版)》^[5]中将"免疫功能缺陷(如长期使用皮质类固醇或其他免疫抑制药物导致免疫功能减退状态)"人群列为重型/危重型高危人群之一。因此，应高度重视SOTR感染新冠病毒的健康管理，优化其预防、早期诊断和治疗策略。

抗体介导排斥反应(AMR)是心脏移植术后重要的并发症，在国内目前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研究。目前认为AMR是一个自病理到临床的系列演变过程，启动于免疫要素(抗体、补体)的积累、免疫活化最后终结于组织器官损伤。临床上涵盖了循环抗体沉默期、亚临床期及有症状的AMR期。AMR发病机制是免疫球蛋白与补体沉积在移植物微血管内引发的炎性反应，其中补体活化是关键环节；因此，心肌活检标本中免疫检测补体C4d及C3d阳性，结合组织病理学毛细血管损伤是确诊AMR的必要依据；无创性基因Allomap和供体来源细胞游离DNA检测是筛选和监测的有效手段，但不能作为AMR的确诊方法。AMR的治疗可依据临床分级联合采用：皮质类固醇、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血浆置换或利妥昔单抗这些证实有效的抗免疫损伤措施；而抗CD52单抗、依库珠单抗、光化学疗法等技术的疗效尚待于进一步验证。

肝移植被公认为是目前治疗终末期肝病最有效的手段。除要求外科医师精湛的手术技巧外，术后缺血再灌注损伤(IRI)和排斥反应是影响受者预后及远期生存率、生存质量的重要因素。库普弗细胞(KC)是肝脏的常驻巨噬细胞，其在肝移植术后IRI、排斥反应及免疫耐受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对KC在肝移植后IRI、排斥反应及诱导免疫耐受方面作用的研究现状和进展进行综述。

纳米技术是在气管移植物组织工程中新兴的研究方向。纳米技术不仅涉及其所需要用到的纳米生物材料，同时也包括纳米纤维结构的生成技术。纳米生物材料主要分为单一和复合两类，但在具体操作中，复合纳米生物材料具有更广阔的应用前景。纳米纤维结构生成技术主要有三大类：静电纺丝、自组装和相分离，静电纺丝技术相较于后两种技术更方便、经济和高效。本文旨在综述部分较为重要的纳米生物材料和纳米纤维结构生成技术在气管移植物中的应用，以及纳米技术在气管移植物中应用的展望。

肝移植是治疗终末期肝病最有效的方法。随着外科技术和免疫抑制药物的发展，肝移植受者和移植物生存率已显著提高。根据中国肝移植注册中心(China Liver Transplant Registry，CLTR)数据，2015至2021年我国共实施肝移植35 566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和活体肝移植受者术后1、3、5年生存率分别为83.7%、74.5%、68.9%和92.4%、89.3%、88.2%^[1]。肝移植受者的长期存活和生存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术后中长期健康管理和免疫抑制方案。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可导致受者出现肾损伤、代谢性疾病和新发恶性肿瘤等严重并发症，甚至增加肝癌肝移植术后肿瘤复发风险^[2]。目前肝移植受者常用的免疫抑制方案以钙调磷酸酶抑制剂(calcineurin inhibition，CNI)为基础，其中以他克莫司+吗替麦考酚酯(mycophenolate mofetil，MMF)+泼尼松方案最为普遍。但是CNI引起的肾脏毒性、神经毒性和促进肿瘤复发等问题极大地影响了受者预后，近年来临床逐渐减少其用量并寻求替代药物。

移植后糖尿病(PTDM)是成人实体器官移植(SOT)后常见的内分泌代谢紊乱疾病，累及10%~40%的受者，严重威胁受者生存质量与长期存活。为进一步规范PTDM的诊治，相关专家依据国内外成人PTDM的研究进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PTDM的流行病学、危险因素与发病机制、筛查与诊断、治疗、预防、心血管危险因素管理以及微血管并发症筛查等方面达成一致意见，提出指导建议。旨在规范化综合管理PTDM，以提高SOT受者的生存质量与长期存活。

游离DNA(cfDNA)反映其来源细胞的病理生理状态，已经广泛应用于肿瘤和产前基因检测。在器官移植领域，供体来源游离DNA(ddcfDNA)作为一种无创"液体活检"标志物在肾移植中越来越被重视，其在各种疾病状态中的价值和意义逐渐被阐释。中国肾移植供体来源游离DNA应用与研究专家组和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移植技术分会组织相关专家参考国内外最新进展，结合我国肾移植临床实际撰写了初稿，广泛征求国内本领域临床一线专家修改意见后统稿完成本共识。共识围绕cfDNA检测与ddcfDNA计算、标本留取规范、ddcfDNA绝对值和相对值的意义、ddcfDNA与移植肾排斥反应(包括与移植肾损伤/排斥反应、供体特异性抗体、亚临床排斥反应、移植肾活检病理的关系、在诊断小管间质性TCMR的作用)、动态ddcfDNA的监测意义、ddcfDNA与儿童肾移植、重复肾移植、肾小球滤过率、移植肾BK多瘤病毒感染及ddcfDNA检测的影响因素等十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并给出了相关专家推荐意见。

肾移植作为终末期慢性肾病患者的首选治疗方法，已让全球百余万尿毒症患者获得第二次生命。过去一年中全球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同时，国内外同仁在肾移植诸多领域取得了相关进展。本文从供器官来源、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对移植肾影响与防治、移植肾排斥反应、免疫耐受诱导以及再生医学等方面对2022年肾移植进展进行盘点概述。

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已进入发展新阶段，心脏死亡捐献(DCD)在器官捐献中的占比逐年下降。为了更科学、规范地指导DCD器官的评估与应用，保障移植疗效。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移植学组和中国医院协会器官获取与分配工作委员会组织专家，在《中国心脏死亡捐献器官评估与应用专家共识(2014版)》基础上，综合近年循证医学证据及临床经验，予以更新。

心脏移植是目前治疗终末期心脏病的主要手段^[1,2]。肺动脉高压(pulmonary hypertension，PH)作为终末期心力衰竭常见的并发症，是心脏移植的高危因素，可能会增加心脏移植术后右心衰竭发生风险和受者术后早期病死率^[3,4]。PH是指静息状态下，经右心导管检查(right heart catheterization，RHC)测定的肺动脉平均压(mean pulmonary artery pressure，mPAP)≥25 mmHg(1 mmHg＝0.133 kPa，下同)^[5]；2022年欧洲心脏病学会与呼吸学会更新了PH的诊断标准，为mPAP≥20 mmHg^[6]。RHC是将导管经外周静脉送入右心及肺动脉，并行血流动力学及氧动力学检测的技术，其中使用Swan-Ganz导管进行检查的技术称为右心漂浮导管检查^[7]。右心漂浮导管检查不仅是诊断PH的金标准，也是评估心脏移植不良事件或死亡风险的重要手段^[8,9]。2016年，国际心肺移植学会指南提出应对所有心脏移植成人候选者进行右心漂浮导管检查，据此来评估和确定心脏移植等待者名单；若等待时间超过半年以上，移植前复查右心漂浮导管检查并根据其状态动态调整检查间隔时间直到移植结束^[10]。据中国心脏移植注册系统数据，我国心脏移植数量已从2015年的279例增至2021年的738例，但仍无法满足大量终末期心力衰竭患者的救治需求^[11]。因此，对心脏移植患者术前肺动脉压进行可逆性评估至关重要，以优化围手术期的管理，提高心脏移植成功率及受者生存率^[12]。本文通过回顾性分析心脏移植术前行右心漂浮导管检查的35例受者临床资料，评估和总结右心漂浮导管检查临床应用效果及护理经验，现报道如下。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于2015年1月全面进入以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为来源的器官移植新时代，经过八年的改革实践及两年的专项整治，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呈现出快速、跨越式发展，并迈入法制化、伦理化、科学化、规范化道路，与国际同轨，展现出高质量、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目前，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数量位居亚洲第一、国际第二位，实现量质双升，并受到国际移植社会高度赞扬和支持。然而供受者的数量差异仍是器官移植医师不得不面临的现实问题，异种移植的发展可能是缓解器官短缺现状的有效手段，其临床推广需克服跨物种之间基因差异导致的严重并发症。本文就我国目前器官捐献与移植发展现状以及异种移植临床研究进展做一总结。

我国高度重视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的发展。自2015年我国全面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以来，我国人体器官捐献数量稳步上升。然而，我国的器官捐献工作尚在起步阶段，学习美国和西班牙等捐献大国的制度优势，大力发展人体器官捐献与获取，是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蓬勃发展的基础。其中，美国模式由器官共享联合网络(UNOS)、人体器官获取组织(OPO)和移植医院三者紧密联系，共同构成美国的捐献与移植体系，其核心特点包括：UNOS管理美国唯一的器官获取与移植网络，制定并修订分配政策，OPO独立于移植医院之外，UNOS提供工具、资源和专业知识，帮助OPO提高服务质量。西班牙模式的核心特点则是其三级管理结构、与媒体的密切合作关系、医院内专业协调员以及为所有人员量身定制的强化培训计划。学习和借鉴美国和西班牙的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管理模式，因地制宜地应用在我国的器官捐献中，进一步完善体系建设，形成有利于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的中国模式。

肾移植作为终末期肾病的有效治疗手段，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开展。然而，部分患者自身因素可导致移植物功能恢复不佳，甚至导致移植物早期失功。供者特异性抗体(donor specific antibody，DSA)所致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antibody-mediated rejection，AMR)是移植肾失功的重要原因。DSA主要包括预存DSA和移植后新生DSA，均会影响移植物功能恢复，其中预存DSA是术后超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的重要原因，曾被认为是肾移植禁忌证之一，部分尿毒症患者因此失去了肾移植机会。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和临床经验的积累，很多移植中心对术前DSA阳性受者进行预处理后(如利妥昔单抗清除B细胞、血浆置换清除预存DSA和丙种球蛋白封闭抗体等)再行移植，取得了良好的临床效果^[1,2]。本文回顾性分析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开展的4例预存DSA阳性肾移植受者资料，并结合相关文献探讨DSA阳性肾移植可行性及处理策略。

尽管美国人体器官移植体系已发展成熟，器官捐献和移植数量亦呈逐年增长趋势，但相关机构仍不断查找其器官移植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提出改进建议和改进目标。2022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牵头发布题为《最终实现器官移植体系走向公平》的研究报告(以下简称研究报告)，提出了美国器官移植体系未来五年发展的指导意见。虽然有关内容针对的是美国国情，但其中改进器官移植体系的做法有较好的借鉴意义。本文简要介绍该研究报告指出的美国人体器官移植体系在公平性和效率提升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重点介绍研究报告关于进一步改进美国人体器官移植体系的公平、效率和提高器官利用率的建议，并浅析其对完善我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体系的启示，旨在为我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肾损伤是肝移植术后常见并发症，主要包括急性肾损伤和慢性肾脏病。肝移植受者肾损伤严重影响受者长期生存和生活质量，是导致受者术后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规范化和优化肝移植受者肾损伤的诊疗，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和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组织专家在《中国肝移植受者肾损伤管理专家共识(2017版)》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循证医学依据和我国临床实践经验，制订了《中国肝移植受者肾损伤管理临床实践指南(2023版)》，以适应诊疗模式快速发展的新形势。本指南重点阐述肝移植受者肾损伤定义、分类、评估以及术前、术中和术后防治等内容，并科学规范地提出了系列推荐意见，旨在优化我国肝移植受者肾损伤管理。